“老三届人”一批颇受争议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着那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是磨难、是辛酸,或是......
  作为老三届人儿女,而今也已步入中青年之列,我们无资格去妄加评论,但从父辈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的坚韧、进取、无怨无悔、自强不息......
  在传统文化缺失的今天,我们只愿通过自身将老三届人优秀品质传承与发扬,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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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胡耀邦
时间:2015/6/25 15:53:13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满妹
 

    满妹,现用名李恒,胡耀邦同志的女儿。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1968年参加工作,当过兵,做过工人。198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先后担任《中华内科》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兼任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和北京华康广告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后在北京市外企服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1989年起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基金会理事至今。

 

      保护神
 “不要老是批评孩子”
  
  无论世人如何评论我的父亲,在我这个女儿的眼里,他首先不是领袖,而是一个最慈祥的父亲,一个最善良的益友。他从没打过孩子,甚至都没有大声呵斥过我们。
  “文革”后期,家里有了第三代,父亲十分疼爱这个小孙女。有一次,小孙女牙疼,正巧家里没别人。父亲想尽办法哄了半天还是没用,他只好一边急着找人带她去看病,一边无可奈何地牵着她的小手在院子里转圈,给她讲故事,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有人回家。
  1984年5月3日,父亲应金日成主席之邀去朝鲜访问。那时我的儿子睽睽还没上幼儿园,听说外公要出国,就吵着要去送行。我便带着他去火车站,“代表全家”送送父亲。那时父亲住在办公室,平常很少回家,这回出访也是从办公室出发。
  我们到了车站。听说父亲马上就到,前来送行的赵紫阳、习仲勋、胡启立、杨得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从候车室走出来,站成一排。父亲刚下汽车,机敏的睽睽就一边喊着“爷爷!爷爷!”一边冲了过去。还没等众人跟父亲打招呼,睽睽已经用小胳膊紧紧搂住父亲的双腿。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大家一下子都愣了。只见父亲笑着弯下腰,双手搂住睽睽,和颜悦色地问:“噢,你来了,你来干什么呀?”睽睽扯着父亲的衣服回答:“我要亲亲爷爷!”这时,记者们的镜头一下子都对准了祖孙俩。只听见睽睽说:“你再低点儿,再低点儿嘛!我还是够不着!”父亲便把身子俯得更低,笑眯眯地说:“这下够着了吧?来,亲一个,再亲一个!”
  等睽睽扒着父亲的脖子在他脸上“乱啃”了一通后,父亲才直起身子,微笑着连忙走向送行的人们,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同父亲这个举动,尤其是当时还有那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场。我心里也十分不安,但父亲一向就是这样爱护并尊重每一个人,哪怕是不谙世事的孩子。
  睽睽是我们家第三代里最小最淘气的一个孩子,每当他做了什么让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我和我先生总是不由分说地当众批评他。但只要父亲在场,他总会为孩子开脱,说他是“精力过剩,能量太多没地方消耗”。父亲还告诉我们:“不要老是批评孩子,把他们的好奇心和创造性都压制住了。”难怪睽睽在他的作文里说,他的外公是世界上最慈爱的外公,是他的“保护神”。
  1986年上半年,父亲主持起草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文件,中央要在北戴河讨论决议草案。那时他已准备在中共十三大退休,故破例带着我们一家老小一同前往。路经承德,在避暑山庄停留的近两天时间里,他牵着孙儿孙女的手,边参观边给他们讲故事。看到父亲,游客们一下子都涌了过来,争着要和他握手、照相。他不让警卫阻挡,主动跟大家打招呼,问他们从哪儿来,都去过哪些地方……回到住地,父亲兴奋地说:“现在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自发地旅游了。今后国家要大力发展旅游业,满足大家的需求。”

 
        打招呼
  唯一的一次家庭会议
  
  父亲当选为党的主席,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件压力挺大的事。记得那天,父亲开完会回到家,吃过晚饭,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我们说:“中央可能要求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给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
  印象中,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次家庭会议,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跟我们谈话。当时屋子里鸦雀无声,空气仿佛一下子凝重了许多。我偷偷环顾四周,鼓起勇气开玩笑说:“得了,得了,我们知道!咱们家,肯定是在你官居高位时夹着尾巴做人,在你走麦城的时候跟着你倒霉。”听我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父亲也笑着说:“好嘛好嘛,知道就好!”接着,他又让秘书打电话,给老家的亲戚定下几条规矩:不许敲锣打鼓放鞭炮;不许家乡搞庆祝游行;不许进京找他办私事;不许打着他的旗号找人……
  即便如此,老家还是有人找来,向父亲要项目、要物资。父亲对此都一一婉拒,他指着满书柜的马列著作,认真地说:“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那年,伯伯的二儿子中学毕业,县里的领导把他安排在县招待所工作。父亲得知此事后,让那位领导马上把人退回农村去,还特意让伯伯来一趟北京。
  伯伯不知父亲的用意,高高兴兴地拎着父亲爱吃的腊肉、活鳝鱼来了。没想到一见面,父亲就问:“哥哥,你搞些么子名堂?崽在农村待得好好的,你把他搞出去做么子?”伯伯辩解说:“没搞么子呀,是别个给我帮的忙。他好歹也是个中学生,人家的崽当得干部,我的崽为什么就当不得?”父亲说:“当干部可以,但要基层推荐选拔。”伯伯问:“他们要不推荐选拔怎么办?”父亲说:“那就当农民。”伯伯火了,说:“我走,再不进你家的屋!你当你的官,我当我的农民!”说罢,转身就去了北京的堂姐家。
  事后,伯伯也想通了:“他当领导的,不这样要求自家屋里人,又如何去讲别家咯?”

 
    “防震棚”
  父亲一直住到1984年
 
  父亲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私人馈赠,不管是外国元首赠送的高级汽车,还是国内单位或个人送的小纪念品。去江西共青城视察时,共青人送给他两个羽绒靠垫,他收下了,当场付了钱;出版社送来一套《辞海》,他一收下就付钱。父亲总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做人既不能因善小而不为,也不能因恶小而为之,这是原则问题。
  父亲地位的变化,并没给我们家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他的工资待遇还是当年任团中央书记的水平,一直拿到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
  1984年以前,我们家一直住在富强胡同6号,父亲住的还是那间1976年唐山地震时被震斜东墙的卧室。说是卧室,其实是过道里用箱子摞起隔出的一间穿堂房,还不到10平方米。地震后,父亲的床头就紧靠在往西倾斜的东墙下边。为防止哪一天那堵墙真的倒下来砸到人,我们在床的四周用四根木柱子搭起一个“防震棚”,父亲在防震棚里住了好几年,直到1984年搬家。
  记得父亲任中央秘书长那会儿,中央办公厅就希望我们家搬到中南海去住。父亲不肯,说要在富强胡同住下去。那时刚粉碎“四人帮”,社会上很乱。父亲每天上下班的路径,上访的人都知道。路上只要有人拦他的车,父亲就让司机立刻停下,直接面对面地与拦路的人交谈,警卫人员抱怨警卫工作没法做。
  后来,邓小平和陈云认为,父亲长期住在这个危房里不安全,两位领导人亲自出面劝说。父亲知道不搬不行了,就交代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一定要搬的话,搬的房子一不要好,二不要大,只要离中南海近,方便工作就行了。”后来找到的这个小院当时是中央警卫团的营、团职干部宿舍,大杂院里住着好几户人家,房子是多年没修的老房子。父亲觉得虽然院子小房子旧,但一边通着街道,一边连着中南海,既方便客人来访,又方便去中南海办公,就同意了。搬家前房管人员提出:房子年久破旧,需要大修。然而父亲谢绝了。他说:“就简单修修吧,不要大搞了。要大修,等以后老百姓都有了房子住再修。”结果,搬进去的第一天,二哥一进客厅就把地板踩了个洞。
  父亲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盛行之时。但是,我们兄妹四个都自觉做到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大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埋头研究曹雪芹身世;二哥在清华大学搞科研;我在《中华内科》杂志社伏案编辑医学刊物;三哥则远在南京,是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员。我常想,如果说父亲为政清廉,无愧于国家和人民,那我们兄妹为人处事严格自律,也算是无愧于我们的父亲了。

 
     父亲的最后7天
    1989年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8日这天,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会议开始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举手说:“我请个假……”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递过一盒,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坐在父亲后面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醋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耀邦同志,大口吸气!”大概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止,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和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愈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
    此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性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荧荧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化作了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一了首诗:“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后来,《好大一棵树》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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