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人”一批颇受争议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着那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是磨难、是辛酸,或是......
  作为老三届人儿女,而今也已步入中青年之列,我们无资格去妄加评论,但从父辈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的坚韧、进取、无怨无悔、自强不息......
  在传统文化缺失的今天,我们只愿通过自身将老三届人优秀品质传承与发扬,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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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做我自己
时间:2015/6/26 15:12:50 来源:《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 作者:任志强
 

 

    任志强   山东掖县人,1951年3月生于丹东。文革前为北京第三十五中学 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先后赴陕北、黑龙江插队。同年参军,1975年提干,曾任排长、参谋。1980年参与北京怡达公司的创立,次年正式复员,受聘于该公司副经理。1984年后任北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华远总公司副总经理。1991年后任华远总公司总经理、华远集团总裁、华润(香港)北京置地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他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曾当选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政协委员。
    我的家庭
    我老家在山东掖县,过去是出武状元的地方,有好些黄马褂和武状元的牌匾。我家那个村,将近一半儿都是一个大家族。祖上没有家谱,我搞不清楚这些,但村里人都能记住辈份。我女儿有次回老家,她当时只有七八岁,但很多人管她叫姑姑,农村老规矩叫姑姑就得给钱。我爷爷应该是富农,家里大伯还在,一直在农村当校长,有90多岁了,起码退休有30多年了。当地风俗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大伯是那里年纪最长、而且威望最高的。
    我父亲叫任泉生,好像是“七?七事变”之前参加革命的,1938年入了党。他属于知识分子,后来又在“抗大”四分校毕业。参加新四军后,一直做的是类似后勤部长或者什么专员的财经工作。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五师李先念所在的中共豫鄂边区工作。1946年,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的时候被打散了,我父亲就去了东北。他在东北时曾出任过“东北六省”之一的省长。那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是毛泽东签署的委任状。这张委任状现在算是我们家最值钱的文物了。
    越南建国的时候,中央曾任命我父亲出任第一任驻越南大使,我父亲刚到北京还没来得及赴任,就被李先念留下来了,分配到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工作。1964年,也就是第三届人大后,提了商业部的副部长。我父亲长期在商业部、供销总社系统工作,属于“财贸系统”的干部。
    “文革”开始前后,我家从商业部机关大院搬出来,住到中央音乐学院旁边的一个特大的四合院里。大院子里面又分成了七个院子,当时住了一百多户。我家住后面一个小院。搬家没几天,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就把我们家里的电话撤了。当时商业部部长是姚依林,他们几个主要领导都靠边站了,主要是我父亲在管业务。电话被撤的第二天,正巧总理、李先念他们要召集会议,让我父亲去国务院开会。因我们家没有电话,于是,国务院只好打电话到部里,部里再派人通知我父亲。我父亲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去了。到中南海门口,警卫还不让进。等他到了会场就挨骂了:怎么回事?会都开了一个小时你还没到?我父亲赶紧解释,没电话了,没及时接到通知,再加上也没汽车了,是骑自行车来的。于是,会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家里就又装上电话了。
    我父亲在商业部主管供应,这是万万不能中断的。当时,造反派正准备抄我们家呢,就赶上这次国务院开会。这以后,机关造反派就不大敢惹我父亲了。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受到很大冲击。我印象中,在那时候的供应体制下,比如,全运会、抗震救灾什么的大活动,我父亲都是“副主席”、“副主任”。因为什么服装、布票、粮食、油、蛋,都得商业部供应。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救灾领导小组就是华国峰当主任,我父亲当副主任。
    文革中,我父亲也下了一段儿干校。文化大革命唯一上调了工资的就是上海。因为王洪文要求中央给上海增加供应,提高工资。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不是不给,因为确实紧缺,就跟王洪文吵起来了。于是,王洪文跑到总理那儿去告状。总理对我父亲说,你干脆去干校好了。就这样,我父亲就去东北盘锦的干校了。过了两年,他又被“解放”了,先是被任命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还是太原市的革委会主任。那年还到山西去看过房子,让他准备先搬到宾馆。但是我父亲又没去成,还是让李先念给留下来了。当时商业部要恢复供应嘛。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父亲在第一时间和苏振华、倪志福等四个人坐了一架飞机去了上海,去接收“四人帮”的地盘。因为我父亲是被“上海帮”弄倒的,当然不会与上海帮有勾结,所以就选上我父亲了。他在上海还是管财贸。后来商业部人手不够,而且我父亲也不愿意在上海呆着,他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身体老出毛病,于是就又回到商业部。这样,一直到他退休。

 
    刚记事就赶上文化革命
    我是抗美援朝时在丹东出生的。我母亲叫李秀亨,也是搞物资供应的。我父母不是同时调到北京来的,所以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是陆陆续续到的北京。我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姐姐、我、妹妹,名副其实的是“兄、弟、姐、妹”。   
    当时国务院机关总共有五十几个部委,有四十多个部委都在西城区。商业部也在西边。我到北京后住在商业部机关宿舍的大院里,好像是在西城棉花胡同,是个四合院。后来又搬到部里的宿舍楼。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父母总是出差,家里老没人。我上的那个小学,原来叫培英小学,是财贸系统的几个部委子弟为主的一个小学,后来交地方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几个孩子都分别在学校寄宿,父母基本都不在家,礼拜天就把我们搁在阿姨家,由阿姨带着我们。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有时干脆连礼拜天都不回家。所以,我们从小相对都比较独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作文很不好,我母亲就要求我多读书。但是,那时候家里没什么书,就是《三侠五义》、《儒林外史》、《三国演义》、《水浒》这些东西。我印象深的是,我四年级就读《牡丹亭》、《红楼梦》了。小学毕业考试的时候,是全市统考的。我写的作文好像是《我的父亲》,作文要求写800字,最后时间到了,还没写完。那次语文考试得了86分。考35中的分数线是184分,我考了个186分,于是就上了35中。35中那时候是西城区重点中学。
    我真正记事儿,实际上到了中学。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初二(2)班,高二(2)班的学生对口当我们的辅导员。开始的辅导员要出国去越南留学,就改由王岐山当我们班的辅导员。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学校主要是高中的学生闹得比较红火,我们就是跟着瞎胡闹。串联以后,我们学校初中的一帮人结伙,坐着火车到全国各地跑了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假串联”,没干什么事,就是见识多了点儿。
    我哥哥任志刚,“文革”前是北航附中的学生会主席,后来上大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一司”的副司令。上天安门啊这些活动,他都参加。当时,北航附中红卫兵的活动啊,搞什么东西啊,一大帮干部子弟老聚在我们家,成为他们的“据点”。比如讨论什么“巴黎公社”原则呀,比如“北航红旗”开始打“联动”后研究对策啊,等等。我哥哥他们对我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小学六年级就跟他们一块儿出去玩,跟大孩子在一块儿,接受他们影响比较大。
    那时候,我哥哥、翁永曦他们那几个人里头,有一个人我忘了叫什么了,他眼睛不好,但可以把《资本论》倒背如流。那时候看《资本论》,就是那样看的。感觉到别人说得不对,于是就开始学马列。那时候是一堆一堆的马列书籍。另外,那段时间我们也像电视剧《血色浪漫》描写的那样: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打架……我们还去北海滑冰。去玉渊潭八一湖滑冰、游泳的时候比较多,那里没人管,也不要票。这种日子到了毛主席说“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时候就结束了。
    1968年底,我们学校有一批人去山西插队了,我跟着他们去山西转了一圈。第二年,我跟着王岐山他们一块儿去延安插队的。我本来没想去插队,后来学校的红卫兵啊,学校的老师啊,军代表啊,到我家里去“逼”我父母,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名。我是被逼着稀里糊涂地去插队的。
    我是春节前的1月9号走的。在火车上,就跟学校另一派的同学开打了,打了一路,打得都动刀子了。到了插队的地方后还打。我们35中是男校,全是男生。所以,插队的时候搭配的女校是女10中。每个地方都有一拨男知青,一拨女知青。我们学校是先去的,女10中的同学比我们到的晚。我们大队共四个小队,有三个小队在山里头。我们开始去的时候,有八九个人,全是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住在沟底下那个村儿,没到山上去。女十中的来了以后,也分到我们这个小队。别的队都是男女生掺和着过的。而我们是男的在一起过,女的在一起过,是分开的。后来北京干部来了,把这个知青点给解散了,我们这一伙子人也被打散了,分到不同的村子。
    我实际上在那儿插队也就半年多。有次,我扛个东西从山上摔下来了,胳膊断了。我就回北京到积水潭医院治胳膊,实际上也没完全治好。从那以后,我就没回延安,去我妹妹所在的莫力达瓦了。莫力达瓦在嫩江旁边的讷河市。那地方现在属内蒙,当时属黑龙江。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跟翁永曦在一个屯。
    我在农村虽然没有多久,但是农村的生活让我知道了中国真穷。像我们去的延安那个村里的地主,就是因为有30亩地,儿子当时有个童养媳,所以被划成了地主。解放前,那地方一亩地才打几十斤粮食,一家人吃都不富裕。30年后我再回去,那个村已经是地主的儿子当了书记,地主的孙子当队长了。毕竟他们有点儿文化,所以比一般农民思想还是开放些。有些老农还觉得挺委屈,怎么地主儿子能当书记?
    我是1969年冬天去当兵的。那时候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儿子正好负责到山东招兵。当时有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把消息一传,地方干部的这些孩子因父母被打倒,挺困难,就到山东当兵去了。
    我就这样到了济南,然后去省军区司令部。一进屋,一百多号人谁也不认识谁。我们这几个新四军五师的子弟们都是分别住在父母老战友的家里,当时跟我一块儿的,有后来基建工程兵司令李人林的孩子,铁道兵政委宋维栻的孩子,还有毛主席的外甥……光中央委员的孩子就有四五个。一般正常招兵,新兵都是提前穿着军装、打上背包什么的。我们这一大帮孩子什么都没有,就这样呼噜呼噜当兵了。上了火车一看,车厢里有一半人连军装都没有。我们是到部队以后才穿上的军装,连填表都是后来在部队填的,检查身体也是走过场。我眼睛不好,也稀里糊涂混过去了。
    1970年的时候,北京赴延安的干部带着延安本地的干部,曾到我们家去抓我。他们说我脱离“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年多了,老不回去,所以到我们家要接我回去。我妹妹说,我哥哥当兵了。哪些干部说:什么什么?当兵了?任志强户口还在我们那儿呢!其实,我的户口现在还在那儿呢。我妹妹就拿出我的“五好战士”证书,证明我已经是解放军了。这样他们才拉倒了,不了了之了。

 
    三次入党
    我当兵的第一年就被评为“五好战士”,说明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一遇上入党、提干的事,几乎每次都有挫折。我是在38军的337团。团里干部子弟比较多,都是走后门去的。干部子弟当中,军队的子弟提得比较快,地方干部的子弟提拔得比较慢。我在部队入党、提干都挺晚的。
    我前后填了三次党员表。第一次填表是1971年。当时部队都知道我父亲的位置,所以经常让我回北京来采购一些东西。部队除了买车——130汽车啊,还办理三产、搞副业,这些都不算部队编制的。春节还要给领导买烟啊、酒啊之类的东西。那时候控制集团购买力,物资很紧张。我母亲正好在北京市二商局工作,还是管供应。所以,我当兵的时候,经常借这些关系给部队采购一些物资。1971年那次我去买了一辆汽车,可还没等开回部队,就被我们团长的弟弟开出去玩给撞了。结果,连累我那年没入成党。
    1972年的时候,我第二次填表,正赶上铁路文工团在我们团锻炼。他们的歌舞团就住在我们连。歌舞团里有一个我姐姐的同学,我当时在炊事班,她让我给她偷点儿吃的什么的,改善一下生活。我回家的时候也去她家里送过东西。后来就有人告状,说我跟她谈恋爱什么的。当兵的有纪律,是不能谈恋爱的。其实,她比我大两岁,而且,我那会儿还处于懵懂之中,对这些还不懂呢。但因为这事又没入成党。我本来在二营的步兵连,因为我姐的那个同学还住在我们连。于是,上级就决定给我换个连队,把我调到团直去了。这样,我就到了团直特务连工兵排。直到1973年年初,第三次填表才入党。
    特务连有三个排,一个是勤务排,就是警卫排;一个侦察排;再一个就是工兵排,工兵排就是搞爆破。工兵排的编制最大,别的排都是三十多个人,我们排是五十四个人。我当时是班长。后来我当了工兵排的代理排长,那时在军区都是有名的,搞演习、搞爆破、烟火,效果都是最好的。他们那时候拍电影弄什么烟火都是假的,我都是用真东西弄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很多人还是跟我学的,我搞得早呀。像八一厂拍的《朝鲜战争》,也叫《虎虎虎》,一部军事科教片,是讲我们团在朝鲜战争的一个战例。所以我们团跟着去参与拍摄,那部影片的场景,我们弄的比八一厂更专业化,好多硝烟效果都是真的。但那部电影后来没公演。
    “802演习”(编者注:1981年夏季华北大演习),我不在部队,没有参加,但是整个“802演习”的爆破方案是我做的。我以前带的一个兵,在我走了以后接我当了工兵参谋,曾找我让我帮他弄一套爆破方案。我就给他做了套方案,让他改改用。我们团是主席台前面的主攻,结果,他们把炸药量给弄大了,把周围五公里村子的玻璃都震碎了。当然,不光是因为爆破,还包括演习中炮兵的实弹、坦克的实弹,反正老远的玻璃都碎了。不过没死人就不算事故,给人家赔点儿钱吧。其实当时要是贴上第二防震纸条儿就没事儿了,或者药量小一点儿也没事。我当时没在现场,这些事都是他们后来跟我说的。

 
    三次提干
    我入党填表填了三次,我提干也是提名三次。第一次要提我当排长时,说我岁数大了,超过23岁了——那时候士兵要23岁以下才可以提干。第二次要提我当连长,为什么呢?那时候团里的这些干部要买电视机、自行车什么的,都是我去买的。那年头里像“飞鸽”、“永久”牌的自行车是买不着的,要凭票供给。当时,从我们团驻地到保定市大概有 20公里,有很长一段没有公交车。团里领导的孩子都在保定上学,没有自行车,怎么去上学呀?当年不是“全国学习解放军”吗?我就到北京市,跟人家说是支援野战军部队的,找个借口就弄到了。那时候,我一弄就是十辆八辆的。所以,我们团总是要提我干,但是,也没批。1976年我们团去内蒙给前方哨所打坑道。那次一共去了四个连队,我们侦察连去配合。我当时是工兵排代理排长,但还是战士。团里又上报要提我副营职,上级答复说不能直接提副营职,又给拦回去了。团里三次给我打申请提干报告,三次都被驳回了。
    其实,我那会儿已经立了七次功了,三等功一大堆。在内蒙打坑道时,我又立了二等功。有一个连队在山的两头分开打,由于测量不准,把坑道打歪了,上下对不上,差了两米多。可我们连是自己设计的,修改了军区原来的很多设计,弄得非常好,成为军区的优秀工程,所以给我了个二等功。
    我在工兵排就自学军事工程了。虽然当时学得很浅,但应该说我有点灵气吧。我那会不学原理,只学操作。比如说架桥、工事、碉堡什么的,钢筋网都是六层以上,都画在一张图上,你要是看不懂图纸,闹不好就排成一层钢筋了。六层钢筋已经很复杂了,现在的一般建筑都是四层的。这些对我后来搞房地产多少都有点儿用吧。当时,我们修工事的时候,计算圆弧、根号之类的,没有计算机,连计算器那时候都没有,全得自己算出来。我们在内蒙,什么都买不着,全是自己拿笔算。根号怎么求?初中学的那些东西,文化大革命一“扫荡”,全忘光了。我们几个人就“倒着算”,一点一点往回“对”,才把那个公式给弄出来。然后再求半径、求弧形、求椭圆形,什么都是生掰呀。甚至连纸都没有,就在地上,拿个棍儿划来划去,划来划去,最后弄出来了。要不然,连打坑道、建工事的那个模板,都弄不出来。
    炮兵给我们派来了4个观察兵,专门负责测量。我们几个人就攒在一起,天天在那儿算,在地上写那么一大片。那个山大概有个四五百米,不是太高。部队住在山下,白天上山打坑道。帐篷都设在山坳里,要不然会被大风给刮跑。那儿的大风能把帐篷刮出20多公里去。有时候,我们三天都不下山,因为担心一下山,坑道就打歪了。
    我们是春节前去的,去的时候那里正在下雪。这雪一直下到什么时候?一直下到5月29号!“六一”前停的。到了9月5号,又开始下雪。中间就那么一段儿时间没有下雪。我们干的还是重体力活,打坑道、堆渣土、放炮什么的,又累又脏。累就不说了,那里根本就没法洗澡,一个是没地儿洗澡,再则也冻得够呛。我们等到老天爷终于不下雪了,弄个大池子,把雪化在里头,就在那个里头洗澡。后来,副师长去的时候,带了辆防化连的消毒喷洒车,我们就在那里头洗澡。这期间,我们住在帐篷里,烧牛粪,到草原上一车一车地拣牛粪,平时吃的是罐头和压缩饼干。罐头还好,压缩饼干就没法吃了。吃一次勉强,第二次就恶心。罐头刚开始吃,还不错,什么胡萝卜啊,肉罐头啊。吃几次就完蛋。天天吃那玩意儿,恶心得够戗。宁愿去套那个旱獭,把旱獭杀了,烧烧,煮着吃。我们连老鹰、乌鸦什么的都吃过。等到地上的植物终于出了芽以后,什么野葱、野草,也想办法弄来吃。这些总比没有菜吃强啊!
    我们那个地方是中国和苏联、外蒙交界的三角点,就在中国地图的那个“鸡冠子”的界碑那个点上。边境上界碑与界碑之间隔着好远,我们这边的哨所那时候属于内蒙的地界,那边那个哨所在黑龙江的地界,两边哨所的人对着走,对接上了再往回走,来回要走一个月的时间。这就算查了边防了。我们打坑道正式开工是三月份,到半年多坑道就打完了。最后,把哨所的工事全给弄好了。接着就是工事啊、混凝土碉堡啊。碉堡必须要连续灌注,不能灌一半儿停了再灌,所以,用卡车运水泥过去,再一袋一袋地扛上山。我们再把搅拌机拉上山。这时,边境对面的苏联坦克就排上了。当然,边界中间还有防火道,虽然隔得老远,但我们有40倍的望远镜,能看见他们的坦克都排上了。因为晚上灯光一照,搅拌机那大家伙再往那儿一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以为我们这边要采取什么行动呢。
    在任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副师长来慰问前线了。于是,当地部队经过军区提出来,要把我留在军区当参谋,说,反正你们又不用这个人,这个人是懂工程管理的,说了一大堆。我们那时候修改图纸,都是直接跟军区通话,所以当地军区都知道这些事儿。这下,我们那副师长急了,说:哎,人家要留这个人当干部,咱们多没脸啊。不行!然后问,他为什么没提干?干部部门说了半天,最后说是因为岁数大了什么的。师领导说,不管岁数大小,先给他弄个位置安上。紧接着,他们就下任命了。
    要提干的时候,我正休假准备复员了。这时就接到部队的通知,让我回去。我一回部队就接到命令,从特务连调到二连当排长。由于是师里下来的指示,团里也巴不得呢,所以,审批很容易就通过了。我当排长也就五六个月,就当了连职参谋。

 
    思想升华
    从1970年、1971年开始,我周边的几个人,就开始读书了。我们连有七八个。他们比我小一点儿,可以说当时都没什么文化。我们这帮人在部队学了几本书,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伦》、《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所谓毛主席要高级干部通读的“六本书”,这些书对我们的影响都挺大,比如“否定之否定”、“量变质变”等理论,应该说直到现在还有影响。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那时候我们能找到的书并不多。到1973年以后,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对高级干部开放了,开始设在朝阳门那里。那时我经常去,里面的服务员都认识我。有了内部书店后,我们读的书就比较多了,那时候读书,是一摞一摞地读。
    换句话说,我的思想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几年的过程:从1966年底到当兵,再到1973年这六七年,逐渐发生了变化,很难说具体是哪一个点完成的,而是几年凑成了这些变化。毕竟那时候小,思想不成形。经过文化大革命和当兵这一段时间,相对来讲就比较成型了。我们这几个人的性格培养,实际上跟部队是有关系的。
    人家说我这个人善诡辩。这主要是当兵的时候学出来,练出来的。斯大林就善于诡辩,列宁也是善于诡辩的人。包括我那时候看的《怎么办》,甚至《反杜林论》,其实也是诡辩。我们那个思想成型过程,其实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例如:范文澜是跟郭沫若对着的,这两个人的历史观相互矛盾,他们俩都有点儿诡辩。因此,在我们思想成型的这个过程中,起码学会了不管遇到什么,都要问“为什么”,要有自己的想法。
    1976年总理逝世时,我们在山上,包括以后“四五”天安门广场这些事儿,我们都没参与。但是,情况都知道。我哥哥他们给我寄相片,说总理死了,发生了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总理死的时候,我们团里这些干部子弟,在大礼堂放哀乐,组织人去悼念,是我挑的头。团长、政委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怕犯错误。那时候谁弄得清楚啊?主席逝世的时候,我已经是参谋了,我们一帮人带着枪、炸药什么的,回了北京。当时以为中国要大乱了,准备上山“打游击”去。在打倒“四人帮”之前,我们曾经两次准备“武装斗争”。其实,所谓准备就是大家在一起瞎聊天。

 
    “鸡肋
    之后,我上了石家庄步兵学校,是参谋队的学员。我们38军去了一堆人:什么刺杀冠军、战术冠军的,都到那里去学习,我们团就有四五个。石家庄步校是干部学校,学员都是干部。我们是第二期,学制一年半。我原来在部队当过“军事教员”,因为我是个爆破专家,所以,那时候训练打坦克,炸药包、地雷这些,都是我去讲课,到各个团里讲。工兵学有四本书,包括爆破、架桥什么的。我要把这些书里符合我们专业的部分摘出来,教给连队战士们。给部队讲课的那套教材,就是我自己编的。我在石家庄步校也就上了几个月的课。当时我们团抽去八个人去当教员。我不是教员,是学员。他们说,你学这些破玩意儿干嘛?在团里都是你教我们,现在让我们教你?后来,我找了个理由,就申请回部队了。
    当然,我在步校也学了一些东西。我当参谋的时候,军委要考核,我负责修靶场,什么设计呀,画个图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弄的。例如:轨道、跑靶……这些东西学起来你看着挺简单,其实也有不少技术呢。照葫芦画瓢这一套东西,很容易就学会了。比如画作战图这一套,是有规范标准的。但每次画的内容都不一样,要有自己的东西,因为敌情不一样,是有变化的。
    在部队十来年,对我的锻炼很大。一个是在意志上。38军的传统是只能胜,不能败;这场败了,下次也得弄回来。解放战争打四平时候的那一仗,前三次都打败了,第四次才彻底打下来。这是38军这支英雄部队的传统。我们裴副军长当年当师长的时候,在射击场训练他就站在靶子旁边,连一米都不到,还告诉你这靶打得“偏左了、偏右了”,就这么训练。当然,打靶的都是好手,肯定不会打得太歪。但是也没人敢这么干。这样的部队训练出来,真要说打仗,是没问题的。不但意志没问题,军事技术也没问题。1970年代中期,全军刺杀比赛的前十名中,我们军占了九个。第一名是谁?让给了另外一个军的选手,因为他是代表战士当选的中共“十大”代表,上面要求得让他当冠军。我复员后,部队的这个传统作风对我还是在起作用。再一个,就是在部队当参谋的时候,搞作战计划什么的,这是一个系统指挥的管理,其中有各兵种的配合。这使我在计划和指挥能力方面获得很大锻炼,对后来搞集团公司,还是很有用的。脑子里想的问题比较多,就很少在指挥上出现单兵作战或顾东不顾西的问题。
    在部队有件事让我出了名。那年,我在部队修靶场。副团长带着一个连队来了,要打靶。我说,不行!我这儿正干活呢。他让我们先停两个小时。我没同意,我说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谁负责?把副团长都给轰回去了。于是,团里“哗”地传开了:嘿,他一个小参谋,副团长带一个连队都在那儿站着,没打上靶,又带回来了。那个连队的人后来到处乱传:“参谋把副团长给轰走了”。所以,我们团长说我是“鸡肋”。他叫我“鸡肋”是因为我老提反对意见,其实就是爱说实话,部队里可不爱听这些。可是这次是他自己下的死命令,要我按期把靶场弄完。我们是白天晚上加班,打一次靶,没四个小时是完不了的。大白天的,我怎么干活啊?后来,“鸡肋”就叫开了。

 
    改革弄潮
    我当兵的时候,团里敲锣打鼓给我们家送喜报,说我立功了。我回到家,想让老头夸我几句,老头不但没夸,还说:我们这个年龄,早就当多大官了,你这算什么玩意儿啊。我一气之下,说,去他妈的,不干了。1980年,我就提出复员算了。我在北京晃了一年,没回部队。那时候部队已经给我提官儿了,任命我为作战股长。但是我没回去,所以命令被取消了。我最后是按连职参谋复员的。
    从部队回来,我连户口都上不上。后来找了个警察,证明我是从西城区走的,于是,在西城区落了户口。当兵反正有当兵的那套手续,不再管以前了。我原来的户口其实还在延安,等于我重新设了个户口。当时转业分派工作是去公检法系统,我不愿意去再受约束,所以我是主动要求按复员办的。
    北京当时有吃饭难、做衣难……这么“五难”。北京市就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和“联社”这两个重要机构,集中解决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和北京市城市服务的“五难”问题。国家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其实就是发展小商业。北京市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时,我姐夫的一个堂兄曾小凡办了一个公司,那时候号称是两大私人公司之一嘛。北京最早的两大私营企业,钟家仑是第一个,我们这个号称是第二个。曾小凡家是曾国藩的后人,我姐夫家是曾国荃的后人。
    公司一开始叫“北京市青年服务社”,后来改名叫“怡达”,就是在“北京市联社”之下办的。搞北京青年服务社的时候,只有几个人,租了个小破民房。那时,我还没复员,不过他们一成立,我就去给他们帮忙了,但没拿他们的工资。他们也不太懂怎么做生意,就借我这社会关系,从农村收购兔皮,然后出口。我就帮着跑到广州去,通过外贸公司办理出口,办理许可证这些事。我的同学、朋友比较多,所以,到处乱跑帮帮忙。这第一单生意因为汇率一变化,结果还赔了。
    我复员以后,就在怡达干,想干点儿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动力就是想自己闯出一番天下来。我们是集体所有制,一开始什么都干。这期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院长提出来,你们来帮助我们成立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把院里一些孩子的就业问题给解决了吧。于是,由曾小凡牵头,我出面跟农科院签了一个协议。我为什么愿意去农科院,因为事先我跟院里说得很清楚:做事得我说了算,反正你就给我这么多钱,说好到时候给你上交多少钱就完事,我自己决定用在哪里。我们后来干了一大堆事:开了个小商店,还有洗衣部、冰箱修理、做模型什么的,见缝插针,可以说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当时在农科院门口还盖了个“天天饭馆”,早上四点钟起来炸油饼,我也跟着干。晚上11点钟算账、数钱。那时候,商店卖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儿,收的都是一分钱、一分钱的钢镚儿,一摞一摞地数,数着数着就睡着了。这算好的,有天中午一个战友找我说事,我们俩就在那个小饭店里说着话,我就睡着了。累到这种程度。这期间,我们还卖过服装、水果什么的。那时候,我还看过摊,白天卖葡萄、卖香蕉,晚上就睡在摊儿上,蚊子是飞来飞去。
    那几年我干得还不错,收入也不错,一个月可以拿到300多块钱,算很多了。农科院前前后后大概投了30万元,我每年还他们10万块钱,都是按期还的。有钱挣,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10万块钱就很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那些孩子、家长满意,有了工作,有钱挣了。1984年的时候,员工差不多有60块钱工资了,已经超过普通人的收入了。那会儿,农科院决定要把我调过去,让我当处长,专管这些服务公司。
    1983年3月整党,把我从农科院调回“怡达”参加整党。“联社”派了一个工作组来专门查我们,查了七八个月。最后,没查出什么,就派了几个人来重新弄这个企业,把我当时弄的商店都给收走了,由他们接管了。我在怡达是副总,业务是我在主管。我当时本来还在犹豫,是不是继续在怡达干下去。这么一整,促使我去了华远。
    1984年年初的时候,华远公司在招兵买马。华远的总经理戴晓明原来跟我并不熟,有天他找我了解一个情况,我请他们在便宜坊吃饭。这样,我们就侃上了,侃完以后,他说,干脆你到我这儿来算了。我记得他开的是辆小破汽车,还得摇,不摇打不着。他是从西城区的机关下来的,不太懂办营业执照什么的这些事情。我当时都开了十几家企业了,这方面比他熟。怡达的事使我下了决心。

 
    “投机倒把”罪
    我过去以后,给了我一个营业执照,任“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编制有3个名额,让我在1984年一年内完成70万元的利润。我实际上没完成那个数,当年也就挣了60多万元利润。当时在华远,经营上是没多少人能与我们比的。从南方往北方倒什么录音机、录像机这些东西,最开始就是我们干的。我们直接到当时号称国内“四小龙”的南海、中山、东莞、番禺这些地方买东西,然后再倒腾这些东西。我也是第一个用军用飞机倒“走私品”的。因为当时从南方进的这些商品实际上就是走私品,我们等于是在替人家“销赃”。
    我们曾经被广州公安局抓了一次,扣了货,连飞机一块儿扣的。可军用飞机人家可不管这个,你地方凭什么扣我?第二天我们的货就放了。关键还在于这当中我们没有什么责任,货虽然在我这里,但对方是有经销权的公司,我是正常买货。前面那一段我们管不了,但我们不承认是走私品。因为我和国内这些公司签的合同,上面都写得很清楚:不做走私品;所有税款由他们去补。如果说他偷漏税,和我也没关系。最后,对方公司同意补税了,因为我们和他的合同上有这个条款,跟我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们绝对是北京市的大头儿。连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买什么摄像机、买设备,都到我这儿来,包括教育电视台的第一套设备,都是我们给他们买的。那时候大3/4的、1/2的编辑机什么的,都是我们用飞机拉过来的。到1984年10月份,我正式办了调到华远的手续。不过,离开农科院以后,他们跟我的关系一直很好。农科院刚开始成立“老头队”,也就是退休人员组成的施工队,盖西单广场、百花市场、老地安门商场改造,他们接了很多活,都是我帮他们联系的。在建筑行业一说“老头儿队”,都知道,一直到现在还在给我们干活。
    1984那一年,我们挣的利润,和华远按约定一九分成,也就是说90%上交,10%归我们发奖金。我就把奖金发了。我们当时一共就五个人,给我3个编制,还有俩待业青年。待业青年每人给几百块钱奖金就不错了,那个干部给两三千,剩下我们两个主要人员,当时拿了大概是一万六、七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我这个人比较特殊。我的复员费有两千多块钱,回来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1984年我又从市一商局买了辆淘汰的报废汽车,是国外使馆淘汰下来的,花了9千块钱。当时9千多块钱已经很多了。用9千多块钱买辆车?人家都说“可能是贪污的”,认为不贪污怎么能有私人汽车、摩托车什么的?
    抓我那天是1985年9月30号。上午西城区纪委通知我去谈话,我没去,我说我正谈判呢,下午去。结果,中午检察院就来了。纪委看我不去,以为我要跑呢,让检察院直接把我抓起来了。检察院是以贪污罪抓我的。实际上,这事儿啊,纪委完全是瞎胡闹。1985 年初的时候搞企业自查,《北京日报》还说我们自查得比较好。5月7号,由西城区副区长马凯在我们这儿做的总结。对于我们自查的情况,对工商局说我们超营业执照范围经营的事情,以及其它一些事儿,马凯都代表区里作了结论。但是,纪委不干。纪委到9月份还在查。其实,关于奖金发放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主动申报的,不是他们查出来的。我们主动申报完了以后,就把我抓起来了。
    当时我没问题,但人才公司的副总有点问题。他把利润的一部分倒出去了,相当于中介费似的。不过案发之前,这些钱都还了,其实也没多大事儿。但是,当时是第一次经济“严打”,还是被认为有事儿。而且,认为他跟我相互勾结。其实那时候我们俩还都不是华远的人,来华远之前就签了一个销售录像机的合同。他当时在晓峰公司,晓峰公司是国家科委的吧。实际上是晓峰公司要的回扣。几百台录像机,我们都没见到货,就倒给晓峰公司了。他们也不是再卖,是给军队用的,等于是为军队采购。但是,他们买了以后,要了一部分回扣。我们当年完成的利润,其中有30多万是这部分钱。另外,还转了一部分钱到南海的一家家具厂,再将家具加点儿利润卖给了晓峰公司做办公室用。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正式调到华远来,但资金走的是华远的账号,没有揣个人腰包,但还是以“挪用公款”的罪名给那个副总判了个无期徒刑。后来他们自己可能也觉得不太对,又改判成7年半。这确实没什么道理,挪用公款是以挪用超过三个月论处的,而他占用的这部分资金已经还了。
    现在也说不清楚是否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反正当时有那么点儿意思。我做的这些事其实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事一查跟我没关系。而奖金的事,我的所有手续、华远的手续,都是全的,“一九分成”也有会议纪要。我的奖金是该拿的。那时候也不用上个人所得税什么的,所以,一切都是按规定做的,一点儿违法的事也没有。抓我的时候正好是中秋,检察院通知我妹妹去退钱,说我贪污,要把钱顶上。我妹妹就把我的摩托车卖了,凑了一万块钱还是多少。到第二年2、3月份的时候,检察院已经把钱退给我妹妹了,要放我出来了。可是,市里有人不干了,3月份就把我的案子调到市里管了。这样我就进了半步桥监狱。
    他们已经抓了我,没法放啊,就给我定了个“投机倒把罪”。这个投机倒把罪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在盖华威大厦时,钢材不是要有指标吗,就让大家想办法去找钢材。于是,我就通过农科院倒了一批钢材过来,具体多少,我记不清了。华远总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允许做钢材的,我要是直接从总公司做呢,就没事了。我当时为了把利润搁在我这儿,就用我们人才公司的名义做的,然后再转给总公司。后来总公司说钢材型号不对,我就把这批钢材给卖了,大概卖的利润超过了六万块钱。当时规定“不当利润”超过五万块钱以上算投机倒把。但是,5月7号的时候,马凯他们已经把这件事作为“超营业范围经营”做了结论,因为总公司营业范围是可以经营钢材的,我们是子公司,所以不算完全违法。可检察院还是算我是“投机倒把罪”。
    我是1985年9月按“贪污罪”抓的,到第二年9月法院才第一次开庭,中间隔了整整一年。我说,晓峰公司的事跟我没有关系,这事儿我不知道嘛。于是,法院就退回检察院重新审理。本来我跟我那副总是同案,他们看实在扯不上,就给我改为“投机倒把罪”单独起诉了。这样,法院就给我判了个“判二缓三”,就是判两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不过,我很快就上诉了。我1986年12月4号被放出来,半年以后,检察院才给我下了裁定书,说我“无罪”。可“无罪”吧,还不直接写你无罪,写的是“可不认为犯罪”。其实就是他们下不来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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