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人”一批颇受争议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着那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是磨难、是辛酸,或是......
  作为老三届人儿女,而今也已步入中青年之列,我们无资格去妄加评论,但从父辈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的坚韧、进取、无怨无悔、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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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与反思(下)
时间:2014/12/10 18:49:21 来源:老三届人 作者:印红标
 

 

    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历史给这代人造成过不幸,也促使他们更好地成熟起来。随着时代的前进,随着改革的潮起,大多数上山下乡知青找到了展现自己才华的位置,生活得比较充实和富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处境不顺、生活拮据的老知青,在其求知的最好年华时,却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当他们回到城市时,已经年龄偏大,又无一技之长,更无专业学历可言,因此可供他们选择的工作面试十分狭窄的,生活的挫折与烦恼依然撞击他们心灵。有些已经在工矿企业就业的人,或因生产不景气而重新待业。因此,他们的生活仍处于较为艰难的境况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上山下乡带来的后遗症。值得欣慰的是,如今躬逢盛世,在经济腾飞年代,施展个人才能的机会很多,我们相信,所有老知青都是可以凭借那种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发奋进,为创造美好的明天,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在过去的年代里,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作为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克服困难、维护大局,不得不迈出的一步。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理解的。但是,绝不能也无必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远的国策。这已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实践所证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确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实行“两种生产”一齐抓,一方面要坚持计划生育这一长远国策,严格控制我国人口膨胀;一方面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包括劳动制度,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广开就业门路创造条件。

 


    从1980-1994年年末,我国并没有走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路。而在这一期间,不仅较快地解决了几百万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还陆续安排了城镇几千万新成长起来的待业者就业,在当时又出现几千万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城乡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好形势,这不能不归功于邓小半同志倡导的实行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多年来,在我国劳动就业政策方面,有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由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的“三结合”就业方针,改革了长期以来实行统包统配的办法,使我国劳动者开始有了一定的选择职业的自由,也减轻了国家对劳动就业实行统包统配所造成的沉重负担。第二次是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开始提上日程。由实行“三结合”就业方针进一步转向规范化、市场化的竞争就业,完全改变那种用计划和行政的手段配置劳动力的传统作法,推动劳动力合理而有序的流动,与此相适应,建立一套完善的以养老保险的失业保险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实行市场化就业创造外部环境。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劳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今后城镇劳动力的主要流向不是上山下乡,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特别是向小城镇有序地转移,由第一产业继续向二、三产业合理地转移。农民脱离农业,走出家门,走南闯北,不仅增强了商品意识,获得劳动所得的物质利益,加速了资金的原始积累,而且学到了生产技能,增长了见识和本领,从而有利于改变农村的闭塞状态,加快农村摆脱贫穷落后面貌。河南省林县在总结他们的发展史时说:修红旗渠道是次原始积累.10万民工走出太行山是第二次原始积累.有了这两次原始积累,才能遍地开花地办起乡镇企业。林县经验证明,把剩余劳动充分利用起来,可以作为替代资本,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劳动积累,发展乡镇企业,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其着眼点仍然在农村,是立足于结合发展小城镇,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因为,根据我国国情,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全都寄托于向大中城市转移是绝对行不通的。

 


    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力合理流动,也包含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和各种有技能的人才自愿到农村就业。据1994年10月l5口《北京晚报》转引新华社一则消息说:毕业于江南大学的江苏省江阴市青年徐建忠,自愿到本市村办企业公司工作。如今越来越多的城镇青年在走这条就业乏路,全国到乡镇企业上班的城镇青年已达300万人。其中广东省超过40万,江苏省有30万,山东为20多万,浙江、辽宁、四川、福建、湖北等省也在10万人以上。据统计,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城镇青年每月收入都超过400元,高于城镇就业的工资。据1995年11月24日《北京日报》援引《中国妇女报》的消息说:去年7月,湖南省衡阳市委、市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城镇居民参与农业开发。近一年多来,已有1000余名回城后的老知青又纷纷携带眷属,重返,重返当年下乡插队、摸爬滚打过多年的红土地从事农业开发。开发荒山、荒土、荒水、荒滩面积2.3万亩,增加农业产值10.6亿元,人均创利2.3万元。带头重返农村的老知青周德生夫妇,承包了村里3.4亩鱼塘,维修好当年知青创办的畜牧场,圈内养猪,塘里养鱼,岸边栽果树种蔬菜,形成了猪粪养鱼、塘泥肥土的种养循环。一年多来,出栏生猪800头,产值72万元,纯收入5 .6万元;老知青重返农村,给当时高考落榜回乡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带动了全市近10万名外出“打工仔”、“打工妹”回乡创业。

 


    农村经济的日益发展,对城里人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见诸报端的新鲜事很多。有的全家放弃城市户口,回到原籍农村落户享受比城市优厚的待遇;有的丢开城市的低工资收入,到农村搞承包经营,发展高技术农业;有的带专业技术下乡,支援乡镇企业,帮助农村科学种田。更可喜的是,在大专毕业生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志愿到农村中去,到偏远山区去,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去,奉献自己的才华。这些新鲜事反映出新时期上山下乡的新趋势,当今,不论是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还是城市的劳动者流向乡村,都很自然地受价值规律和比较效益的驱使。当时,由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青年选择职业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像装卸、运输、翻砂、纺织、建材、修理、环卫等一些行业,已很难在城里招收到工人。于是一些低收入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便乘虚填补了这些行业的劳动力空缺,据北京市政府1994年l1月10日为标准时间的一则统计:外省(主要是农村)来京打工的人员达289.7万人,其中建筑工人42.9万,宾馆、饭店、旅馆、招待所及机关事业单位雇用的服务员、勤杂工等达63 .7万人。城市下乡就业人员则大都具有一定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才能,他们到农村去,增加了那里的科技力量,促进了乡镇企业效益的提高,推动了高科技农业的发展,还给农村建设在财力、物力等多方面的支援。同时,他们自己也得以施展才华、获得较高的收入,这种现象,同当年的上山下乡是有明显区别的:第一,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压力或政策上的限制,自愿下去,来去自由;第二,他们带技术知识、带管理才能下乡,既有英雄用武之地,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又给农村以最为实惠的支援,农民欢迎;第三,通过辛勤劳动,可以取得较力优厚的回报,生活越过越富裕。

 


    城乡劳动力合理有序地流动,已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必要。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依然是豪迈而光辉的,在社会主义崭新的时代里,人们会更好的继续发扬这个优良的传统精神,激励有志者在自觉自愿的原则下,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去那里大显身手,创造更美好幸福的明天。

【编者按】:这篇知青文章成文与90年代初期,虽距今已相去多年,但文内所记述的关于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这段历史以及文中作者的回顾与思考,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那样的历久弥新,赤诚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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