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人”一批颇受争议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着那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是磨难、是辛酸,或是......
  作为老三届人儿女,而今也已步入中青年之列,我们无资格去妄加评论,但从父辈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的坚韧、进取、无怨无悔、自强不息......
  在传统文化缺失的今天,我们只愿通过自身将老三届人优秀品质传承与发扬,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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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却双手赞成我重返中学讲台
时间:2014/12/10 16:24:45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陈伟华
 

 

(陈云与陈伟华)

   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到人事部,当时教师社会地位低,待遇差——

    父亲却举双手赞成我重返中学讲台

    陈伟华简历
    陈云之女。1947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1966年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辛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辛营中学任教师。1978年3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曾在国家人事部干部局、政策法规司、考核奖惩司工作,后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历史教师,曾任北京市第九届、第十届政协委员。

    1995年4月10日,爸爸陈云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身边的工作人员替他整理财产:他临终前的月工资是一千三百三十六元,各项补贴约二百五十元,每月上交所得税三十一元零五分: 按照国家规定,他从当年5月份起就不发工资和补贴了,家属可领到十个月工资的抚恤金,再加上不到两万元的稿费,这就是爸爸一辈子的全部积蓄••••••
至今想起爸爸,他对物质的需求是那么低,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唯有“学习”这件事他提倡“多多益善”。脑海中留存的与爸爸在一起的画面,最深的印象也都是谈艰苦朴素,谈学习。

 

(陈伟华在中南海陈云曾经的住处接受采访)

    掰着手指头细算农民“手纸账”

    从记事起,就知道爸爸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我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文革”中,我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怀柔县当了一名乡村教师。怀柔有靠近县城的地方,有山区、半山区、深山区,爸爸说:“你要做好到最艰苦地方去的思想准备。”后来,我被分配到长城脚下的辛营公社。爸爸一再叮嘱我,要和乡亲们、同事们打成一片,不能搞特殊化。     
    一段时间后,我回来跟爸爸说,那个地方很冷,很多同事都有狗皮褥子,我也想让家里给买一个。爸爸当时就问我:“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是不是大家都有?”结果到最后也没给我买,等我回北京上大学后,他还打趣:“看,没有狗皮褥子也过来了吧?”
    在公社教书的日子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人,人生地不熟的,常常会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没向学校请假,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爸爸看到我回来,非但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得知我没请假后,还严厉地批评了我,让我立即回去。他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你应该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干出好成绩。”听了爸爸的话,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了怀柔山区学校。后来有一次赶上下大雪,长途汽车停驶,为了不耽误上课,我踏着雪步行几十公里赶回学校。
    由于公社离市区较远,我只能两个星期回一次家。每次回家,爸爸都把我叫到身边,仔细询问我在那里的工作情况和生活情况。看得出,爸爸对农村、对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印象最深的一次对话,是我跟爸爸提起:“乡下条件很差,老乡也不讲卫生,连手纸都不用。”爸爸听了以后,很认真地掰着手指头给我算细账:一卷手纸要多少钱,农民一个月需要花多少钱买这些手纸•••••他告诉我,农民还很穷,北京郊区农村的生活条件算比较好的,但和城市居民相比各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当爸爸知道我每次回到城里都要东奔西跑,为乡亲们代买东西时,高兴地和家里人说:“南南(我的小名)真成了一个怀柔人了!”
    爸爸常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我们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首先要解决老百姓吃的问题。大白菜是北方老百姓冬天的当家菜,这东西卖得贵了百姓买不起、吃不上,这那儿行?直到后来他病重期间,还关心着北方的大白菜。

 

(1979年5月,陈云、于若木夫妇和二女儿陈伟华夫妇在杭州)

    三次修房未果皆因爸爸不同意
   
    北京西城区北长街58号那处老房子,爸爸从1949年进京,在这里住了整整三十年。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爸爸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后来,后勤部门考虑到房内很多墙皮脱落,走道和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磨光,又提出要大修,爸爸仍然不同意,觉得不影响办公,没必要修,结果又没修成。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时,爸爸的办公室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宽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楼房结构都存在安全隐患,于是提出把老楼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爸爸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
    在爸爸的坚持下,连续三次修房未果。但房子毕竟太旧了,地震后又成了危房,已不适合居住,经过再三动员,爸爸才同意搬到中南海居住,但明确提出: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昔。
    爸爸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专给他做饭的厨师老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爸爸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分别是1952年到苏联及1954年到越南出访时按规定由公家做的,后来就成了他的“礼服”,只在每年过节或接见外宾时才穿,平时穿的都是布衣、布鞋。再后来,这两套“礼服”穿旧了,胳膊下面和膝盖等部位磨得很薄,妈妈和工作人员商量,想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爸爸却说:“补一补还可以穿。”
    爸爸的艰苦朴素是出了名的:两条毛裤穿了二十年,有十几个补丁:一件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一穿就是十年:后来在医院住院时,还要求把他用过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来,消毒以后二次使用。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气温骤降。周总理去找爸爸,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爸爸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这个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我们家的水池边贴着一个“节约用水”的纸条,虽然记不得究竟是谁贴的,但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太正常了。爸爸生前就常教导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浪费,任何资源都要爱护,这些东西来之不易,尤其是北京的水资源比较紧张,节约用水不光是我们自家的事,也关系到整个国家水资源问题。

 

(1984年春节陈云在给孙辈们发压岁钱)

   “文革”中两封家信谈的都是学习

   “文革”中,爸爸被以“战备疏散”之名下放到江西南昌一个化工厂“蹲点”,但并未因此而消沉。他带去了很多书,为的是利用这段时间全面系统地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江西的冬天天气很冷,除了暖气之外,屋里还有一个烧木炭的火盆,但依然感觉冷。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爸爸每天晚上读书至深夜十一时左右。除了到工厂搞调查研究、跟工人座谈外,其他的时间基本上都用来学习了。
    那段日子里,爸爸给我写了两封信,谈的都是学习。第一封信是爸爸收到我的信后的回信。当时,我孤身一人来到基层,生活环境的变化使我想更多地了解社会,多年来爸爸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也使我从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1970年12月8日,我给远在南昌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学习愿望。爸爸接到信后,当天就怀着“万分欢喜”的心情给我写了回信。
    爸爸在信中要我首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他说:“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同时,为了使我了解国内外形势,把学习理论和学习时事结合起来,他在信中建议我每天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还要我多看中国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方面的书籍,并且详细地教我怎样才能找到这些书。

 
    1971年4月,我获准到江西探望爸爸,父女俩谈得最多的仍是读书学习的话题。一天晚饭后,爸爸把我叫到身边,送了我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让我几天里通读一遍,到时候他会提出问题“考”我。探亲的二十多天里,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和爸爸一起读书中度过的。
    第二封信是父亲1973年8月从北京的家中寄给我的。当时爸爸已近古稀之年,但学习劲头丝毫未减。他在信上告诉我,他邀请在京的一些家庭成员,包括妈妈和小姨、姐姐、妹妹等人组织一个家庭学习小组,计划用两年时间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若干著作再精读一遍,希望我也参加。首先学的是毛主席的《实践论》,学习方法是每人分头阅读,然后每周日上午六时半到九时半集中讨论,提出疑问,交流学习心得。爸爸在信中还交代了第一次要学的页码,并嘱咐我:先通看一遍,再重点细读那几页,有一点疑问都要记下来,等集中学习时提出讨论。
    听人说,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填写个人履历时,爸爸在学历一栏中还总是填“小学毕业”。他说,在学习上,自己永远是个小学生。

    爸爸支持我“弃政从教”

    如今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收到学生寄来的贺卡或是打来的问候电话,即使退了休,还有不少学生来看我,把我当成朋友,有的学生结婚时还请我当证婚人。每到这时,我都会想起,当年我选择放弃国家机关干部岗位,重新站回讲台前,爸爸“举双手赞成”。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事部,后来又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抽调到广电部搞整党工作。当时,教师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待遇也比较差,师范学校招生困难,整个教育系统都非常缺教师。爸爸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专门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陈伟华伏案写作)


    为给社会起带头作用,爸爸曾经跟他的秘书说:“伟华是师范毕业的,应该回到教育战线去。”爸爸的这个想法也通过秘书透露给我。当时恰巧我也面临着内心的抉择:究竟是继续留在国家机关当干部,还是重新回到曾经熟悉的讲台,再续那份师生情谊?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完成这一“角色转换”,回家把这一选择告诉爸爸时,他高兴地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举双手赞成!”
    回到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工作一段时间后,爸爸把我叫到身边,详细地问我学校的情况怎么样?工作干得好不好?还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当一名好教师。”

 

(陈伟华参观四渡赤水纪念馆)

    两个核桃和评弹伴他生命最后旅程

    爸爸七十多岁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多活动活动关节。当时我还在辛营公社工作,那里盛产核桃,每年放假我都会带些回家。爸爸就想到,能不能找两个核桃来活动手部关节?我回去跟公社的老乡一说,他们就从核桃里一挑再挑,选出两个特别匀的、个头大的送给爸爸。
    从那以后,这两个核桃就放在爸爸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都转动着核桃,最后都磨得发亮了。爸爸也越来越喜欢他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党的十四大以后,爸爸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日子里,评弹和书法成了他最好的“伙伴”。爸爸的老家是上海青浦,从小就和评弹结下不解之缘。由于闹革命、工作忙,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听,1959年养病期间才又重新听起来。工作劳累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得到放松和休息:身体不适了,听听评弹能使他忘记病痛。后来,爸爸病重住院时,那台老式录音机一直放在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此刻是安详的、舒服的。
    爸爸非常喜欢写毛笔字。它曾告诉妈妈,上小学时,每天晨起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写毛笔字则成为他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我珍藏着爸爸写给我的每一张条幅,时至今日,每当展开它们,看到那潇洒飘逸中透着刚劲的墨迹时,都仿佛清晰地看到他站在桌前悬腕挥毫的专注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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